为了她，低调为王第55章五征_其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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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一朝的武功，大抵一南一北。在南者，朱棣遣兵将攻灭胡朝，置安南为郡县；在北者，便是御驾亲征，“五出漠北，三犁虏庭”。从永乐八年（1410）至二十二年（1424）间，朱棣5次率军北征。其中4次以鞑靼与兀良哈为作战对象，1次以瓦剌为作战对象。5次亲征又以前3次的规模为大，其作战地区分别在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忽兰忽失温（在今蒙古乌兰巴托南）、阔滦海（今内蒙古呼伦湖）和屈裂儿河（今内蒙古洮河支流归流河），后两次亲征，均因阿鲁台闻讯远遁，未战而还。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朱棣在第五次亲征漠北途中，病死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漠北之战也随之结束。

对于这五次远征，史家称赞者不少。比如明人高岱说：“成祖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当时不苦其劳费，然迄今二百年，虏所以不敢大肆凭陵者，则其余威之震，后世所藉赖不浅也。”甚至还有更夸张的颂辞，说什么“文皇帝躬擐甲胄，张皇师徒，穷追遐讨，深入漠北，以靖胡虏，妖氛残孽，荡焉廓清，几孑遗，乘舆所至，盖汉武唐宗所不到者”。当然也有唱反调的，比如朱棣的老相识朝鲜李朝太宗就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劳民而往征于穷荒之地”。至于当时负责后勤的户部尚书夏原吉，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远征造成的严重后果：“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

抛开战果究竟如何不论，难道朱棣就没有一点小心思吗？当然是有的。篡位之后，为了赢得执政的合法性，朱棣处处打着恢复“洪武旧制”的旗号，为了表示自己才继承了朱元璋的衣钵，甚至毫道理地取消了建文帝减轻苏、松一带重赋的政策。但在北伐这件事上，他不是恰恰验证了朱元璋“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故兴兵，致伤人命”了么？虽然朱棣可以抹去“建文”这个年号（建文四年改为洪武三十五年），并诛杀了方孝孺、齐泰和黄子澄等人，将反对派残酷镇压下去，但“纂位”的恶名就像一个可怕的幽灵，时时缠绕在朱棣心头。为了摆脱尴尬的处境，朱棣一方面先后两次修改《明太祖实录，用纂改洪武时期的历史来说明自己得位之正；另一方面利用洪武时期积累起来的雄厚国力进行南征北讨、建功立业，竭力树立自己的威望，这既可转移臣民的视线，又可以凭借超过父亲朱元璋的功业让那些心存不满的人闭嘴。平心而论，永乐时期的“功业”确有可圈可点之处，譬如郑和下西洋、修《永乐大典，但这些事，朱棣都交给了臣下去办，唯独对北征漠北一事，他选择了亲自出马，不惮风霜寒苦。揣测他的心态，自然是将“一扫胡尘，永清沙漠”看作是当时所能创立的最大功绩。毕竟，自从秦汉以来，历代中原王朝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凡是能使其臣服的君主如汉武帝、唐太宗等就被视为英武之主，朱棣对此当然是心向往之。父朱元璋虽然“驱逐胡虏”，建立明朝，又派大将蓝玉远征捕鱼儿海（今贝尔湖），重创了残元势力（1388），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蒙古封建主仍然控制着漠北广大地区，如果能够通过征伐彻底制服蒙古势力，自己的功业不就能够超过父亲了么？第五次北征因功而回，走到清水泉时，道旁石崖数十丈高，朱棣竟命刻石纪行：“使万世后知朕亲征过此也。”此举将其北伐动机暴露遗。

实际上，永乐年间的蒙古，虽然还能偶尔取得对明军的胜利（1409年，本雅失里便以诱敌之计，全歼邱福统帅的十万明军），但相比元时乃至14世纪晚期，其势力已经大为削弱。迨至14世纪末15世纪初，北元内部的分裂已成不可更之势。蒙古各部从农耕区退回草原，重新开始了粗放的畜牧经营，诸部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大削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政治上，各部领主的分离倾向越来越强，结成了大大小小的“兀鲁思（s，“人众”“领地”）”。就实质而言，所谓“大汗”本人，也非是一个“兀鲁思”的领主而已。按说，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的北边防御可以大松一口气，但永乐年间的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为抵御蒙古铁骑南下，从明初开始，沿长城一线，先后建立了九个边防重镇，包括辽东（今辽宁辽阳）、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延绥（今陕西绥德，后移至榆林）以及稍后建立的宁夏（在银川）、甘肃（在张掖）、蓟州（今天津蓟县）、太原、固原等，即所谓“九边”。在长城以北又建立大宁卫（今辽宁宁城）、开平卫（在今内蒙多伦境）和东胜卫（在今内蒙呼和浩特东南）等三个外围据点，这就组成以三个卫为第一线和九边为第二线的防御体系，它们声势相连，互为犄角，使南下之敌难以逾越。

但在叔侄争位的“靖难之役”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燕王朱棣为加强自己的力量以夺取皇位，挥军攻破大宁，挟持宁王朱权回北平，“悉以三卫配北军，大宁城为之一空”，自此大宁卫废弃。这等于在辽东和开平这条防线上打开了一个大大的缺口，蒙古军可以在这里自由出入。永乐元年（1403）三月，朱棣正式将大宁都司迁往保定，“并调营州五屯卫东胜左右卫，悉迁之内地”。东胜卫是朱元璋设在黄河河套地区东北角的重要卫所，在整个明代北部边防中，它也是唯一可以控制河套地区的卫。随着大宁和东胜两个重要据点的废弃，宣府、大同等就由第二线变为第一线，直接面临蒙古骑兵可能的进攻。此举本身已是极大的战略失策，使洪武时期深入长城以北数百里的第一道防线出现了法弥补的缺陷。明朝的北边防线出现了两个大缺口，一是在辽东与开平之间，一是在大同与宁夏、甘肃之间，由此而使开平卫势孤援绝，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更加雪上加霜的，则是在大宁和东胜两地内撤的同时，永乐皇帝的又一重大举措——将明朝都城由南京迁到北京。由于北京密迩边境，遂使明廷都城时时处于蒙古铁骑的威胁之下，造成了“天子守边”的局面。以永乐时期的明朝国力，完全有能力在北伐之余，挟战胜之威，重新建立大宁及东胜卫，以巩固加强洪武时期建立的北边防御体系，然而，朱棣计不出此，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劳师远征。对此，后世的顾祖禹（1631-1692）在《读史方舆纪要里回顾汉唐时期的历史后指出：“朔方不守，河西不固，关中亦未可都也。”明朝既然建都于北京，本应当效法汉唐的成功先例，如同汉唐在河西、朔方置郡守一样，把开平、大宁、东胜、辽阳这些外围屏卫收复、固守起来。可是明朝的实际做法却是主动将其放弃，不但西北的东胜不要，甚至把辽东一带也看作远地弃守，简直和自剪羽翼、自砍四肢一样，与当初为抵御北敌而建都于燕的本意背道而驰。失去这些外围屏障之后，北京的地利被大大削弱：“居庸（关）当陵寝之旁，古北在肘腋之下，渝关（山海关）一线为辽海之噤喉，紫荆片垒（紫荆关）系燕云之保障，近在百里之间，远不过三二百里之外。”所谓“藩篱疏薄，肩背单寒”，北京的地理位置反而成为明朝廷的负担。“以燕都僻处一隅，关塞之防，日不暇给，卒旅奔命，挽输悬远”。如果北敌侵京，再生“内乱”，面对这两下夹攻，朝廷难免顾此失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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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五征

第55章五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