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传说趣闻第16章民间这事_其他类型

章节错误,点此举报(免注册),举报后维护人员会在两分钟内校正章节内容,请耐心等待,并刷新页面。

如果以《诗经中的说法，周人灭商的战略规划始于文王的爷爷古公亶父，“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凭借在西部地区三代首领的经营，周人势力虽然逐步强大，但与商王朝相比仍然难以抗衡。当时周是商的附庸国，据文献记载，纣王曾听信谗言拘禁过周文王，于是才有司马迁“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说法；周原甲骨卜辞里也记载过，商王朝曾经讨伐过周。可见，商对周有碾压之势。

周人卧薪尝胆、厚积薄发，但为了灭商，依靠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还需要一股别的力量加持。商朝西陲活跃着很多古老的少数民族，《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十一年，联合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方国部族，对阵商郊牧野。这就是西土联盟。

联盟的格局，延续到了西周建立之后。周朝并不像商朝那样以吞并的形式实现统治，而是让各方国部族各自回到故土，保持自己的特色。

历史记载得到了考古的呼应。西周考古呈现出非常独特的面貌，是一种百花齐放的多次级区域中心布局。在西周都城遗址之外，遍布各地的诸侯国遗址不断带来惊喜。西周考古中大量发现的高等级遗迹遗物，都属于世袭贵族家族，如山西曲沃晋侯家族墓地、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平顶山市应侯墓地、北京房山琉璃河燕侯墓地、河北邢台邢国墓地、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西安张家坡井叔家族墓地、山西绛县倗伯家族墓地、山西翼城大河口霸伯家族墓地、山西黎城黎国墓地、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迄今为止，考古已经证实了晋、燕、虢、鲁、齐、应、邢、滕、陈、宋、蒋、卫等西周封国的所在。

西周为何有这么多封国？

回到西周开国之初，武王克商之后，并没有立刻占领商朝都城自居，而是率主力部队西归。被征服的商朝遗民仍交给纣王之子武庚管理，武王留下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驻扎在商旧都附近，监督武庚。两年后武王去世，幼子成王年幼，武王的另一个弟弟周公摄政，管叔、蔡叔、霍叔不服，联合武庚发动叛乱。随后，周公联合西周宗室召公东征，平定叛乱。之后三年，周公再次攻下商旧都，并且征服了整个东部平原，将西周领地向东推进到山东半岛。

正是这次周公东征，而非武王伐纣，真正开启了西周的政治建构大业。

为了管理东部平原和其他王国边缘的战略要地，周王室成员和亲属被派到各地建立封国，战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将这种制度命名为：封建。西周开国元勋姜尚——即传说中的姜子牙——受封于今天淄博附近，建立齐国；周公受封于今天曲阜的鲁国，由于要在国都辅佐成王，派长子伯禽代为赴任；燕国在今天的北京西郊房山，是北京近3000年建城史的起点……这些封国是西周王朝强有力的触角，牢牢稳固了王朝对广大领土的统治。“西周国家在其征服的每一个角落都植入了周的成分，以作为统一政权管理的一部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西周史学者李峰认为，“（这些变化）决定了中国华北平原随后几个世纪里的基本政治结构。”

这种政治格局正是源自周人龙兴的特殊经历。周人小国寡民僻居西部，面对东部的广土众民，必须设计一套统治机制——“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制度。许倬云说，这一封建制度，包括两个举措：一是分封子弟与亲戚，在紧要的地点戍守，彼此援助，构成一个庞大的控制网络；二是笼络不同文化的族群，寻求合作。

考古发现提供了佐证。迄今为止，周王室的遗存都是一个谜团。在普遍认同的西周三个都城遗址——周原、丰镐与成周，出土的基本是高等级贵族家族遗留下的遗存。丰镐遗址迄今所见最高等级的遗存，是西周贵族家族井叔家族的墓地；周原的高等级建筑和大量青铜器窖藏，基本也都与贵族家族有关；洛阳成周遗址考古所见的，也是周人和殷商遗民的贵族墓地，与王室密切的文化遗存很难见到。

这说明，周王权的存在感远不如商，王权留下的遗存也就稀少了，这些现象支撑了周王作为天下“共主”的说法。徐良高认为，这种商周政治体制的差异，可能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常常争论不已的“周制”与“秦制”两种不同政治理念与体制的历史根源。东周时期周王权衰落，诸侯并争、诸雄争霸的历史原因，也可以追溯到此。

做周原考古的宋江宁到殷墟考察时，就像西部小城岐邑的百姓进了首都，第一印象便被商都的壮观所折服。商是资源高度集中于首都的国家，“就像法国被称为巴黎和巴黎之外，商也可以分为殷墟和殷墟之外，”宋江宁说，“整个商王朝的GDP肯定比不过西周，但殷墟GDP会超过西周的每一个城市。”

地理角度为周的逆袭提供了另一个解释。从周人克商开始，来自西部关中的政治集团取代东部政治集团的变革，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演。秦灭六国，楚汉之争，北周灭北齐，隋唐建立……这一系列由弱者厚积薄发造就的王朝更迭，都是这一经典模式的复现，而以周代商是第一次。原因在于，关中平原这片神奇的土地，西起宝鸡、东至潼关，在黄河、秦岭等山河环抱之中，拥有天然的军事屏障，而渭河、泾河冲积的平原提供了北方难得的沃土，形成这些弱势族群在安全的环境中默默积蓄势力的理想温床。彼时，周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自然禀赋的优势作用，但若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不难清晰地看出这一点。

对商周之际剧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近一百年前，王国维曾在《殷周制度论中断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他认为，周人与商人最重要的制度差异，一是立子立嫡之制，从而产生宗法及丧服之制，以及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是庙数之制；三是同姓不婚之制。这些制度是周管理天下的纲纪，旨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有人赞同这一论述，也有人认为，周对商的承袭大于革命。两种观点至今争论不休。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西周史学者李峰认为，如果一定要说周代的创举，应该是西周的行政体制。西周的官僚制可以按照行政理性和具体的行政需要来运作，这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影响非常深刻。

不同于商依靠霸权和宗教维系统治，正规的政府管理开始在西周出现。到西周中期，基本形成了具有官僚形态的政府体制，主要包括卿事寮、太史寮、王家三大系统。最重要的成就是“寮”这种机构，寮不是具体官职，而相当于常设的行政机构，能把不同官员放在这个机构里，反映了当时周人对政府基本行政功能已经有分类的概念。“寮”本身的字义，象征宫殿里面有火，火意味着灯火通明，反映的是日常不间断的行政职能。中国最早的政府由此诞生。

殷鉴不远：周的反思

不仅后世为周人灭商的历史所不解，连周人自己也很意外。

为什么周能灭掉商？周人何以配得上这天下？他们希望找到一种解释，同时也是在建立一种正统性。《尚书中几篇写于周初的文献里，记载了灭商之初周人对这段历史的求索和解释。他们最后相信，是“天命靡常，惟德是亲”的道理让他们继承大统，将商人失国归咎于德行败坏，罪名包括酗酒、荒淫、不恤民力……《诗经·大雅·荡记下了振聋发聩的名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周人发现，商朝的倾覆与夏朝近乎于原样复刻，他们终于领悟，这便是“天命”的规律。

周人极具反思精神，譬如他们认为嗜酒是商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便颁布禁酒令。青铜觚、爵、斝这些酒器，在商朝礼制中居于中心地位，周朝则以鼎、簋等食器取而代之，考古证据与文献记载完全吻合。殷鉴不远，周人处处以商人失国的教训警戒着自己。

当他们追溯到公元前1059年那次“赤乌降临”的异象，便追认为那就是受命于天的征兆，文王立国、武王伐纣是替天行道。后世学者普遍将“天命”概念视为周人的一项重大发明，与商人的“上帝”相对立。商人并不尊崇天，他们尊崇“帝”，“帝”是商族的保护神，源于商部落的祖先崇拜。“作为赋予了人性的神的'天’——宇宙的终极力量，这看上去疑是周人的一个发现。”李峰说。

一个小甜饼

第16章 民间这事

第16章民间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