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之神界外传第108章番外篇宫廷政变_历史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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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李世民一方也不甘示弱，随着李世民在外屡立战功，威望日高，李渊先后封他为司徒（三公之一）、尚书令（相当于宰相）、中书令（亦相当于宰相），乃至无可再封时，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天策上将之职授予他，位在诸王之上，在朝中的地位仅次于李渊和太子建成，且拥有众多支持者；秦王府内人才济济，与李世民的支持者们一起形成了秦王党，与太子党相抗衡。

相关争议：

根据《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说，晋阳起兵是李渊本人的主意。而《大唐创业起居注》是温大雅奉李渊的敕令写的，成书于武德期间。难免有吹捧李渊的曲笔。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大唐创业起居注》首题乃云大雅奉敕撰”，可见是李渊让温大雅著作的个人传记，因此这本书难免有吹捧李渊的曲笔。

随着唐俭墓志的出土，《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所塑造的李渊雄才大略没有犹豫就拍板的形象不攻自破。霍邑一事《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李渊征求李建成和李世民意见后直接决定的，功劳主要归入李渊，李建成和李世民也各有一份。而唐俭的墓志却表明了阻止霍邑退兵是他最先提议的，唐俭是李世民的部下，唐俭将计策告于李世民，也才有了李世民后来劝阻一事。

《大唐创业起居注》为后世五代宋朝修订新旧《唐书》《资治通鉴》资料之一，五代与北宋两朝的史官同样也没有采纳《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观点。明人胡震亨怀疑，温大雅撰写《大唐创业起居注》时，李建成是太子，所以才加上了李建成的名字，还让他“压番”李世民。

据《资治通鉴》记载：太子李建成性情松缓惰慢，喜欢饮酒，贪恋女色，爱打猎；高祖第四子、齐王李元吉，常有过错；二人均不受高祖宠爱。世民功勋名望日增，高祖常常有意让他取代建成为太子，建成心中不安，于是与元吉共同谋划，并答应元吉在自己即位以后，立他为皇太弟，所以元吉倒向大哥建成，为建成尽死效力，他们各自交结建立自己的党羽，组成太子党，一起排挤李世民。

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认为：建成、元吉虽然是顽愚之人，既然被世民所杀，关于他们的记载，也很可能被史官渲染。[3]但这更多的却是司马光受宋朝儒家思想的影响，对风化看的很重，觉得一个继承人就不应该有兴趣爱好，才会将这段记载认为是抹黑，事实上，当时的世家子弟都有这些爱好。历史上司马光曾因为风化，主动向西夏国割让原本属于宋朝的两千里土地，而在其所著作《通鉴考异》中也记载“二说未知谁得其实。然刘说近厚，有益风化，故从之。”[7]，可见司马光主观性认为“玄武门之变”有伤风化，也不难理解司马光为何会对李渊李建成等人有所好感为他们说话了，也因为这一主观因素在《资治通鉴》中引用中唐期小说《隋唐嘉话》记载：李世民对于朝中形势犹豫未决，询问李靖李世绩的意见，二人都推辞了。《旧唐书》多取于唐官方原始史料，对其却有截然不同的记载：李靖李世绩说：“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

除此以外，据《资治通鉴》所记载：秦王世民引军自晋州还攻夏县，壬午，屠之。而根据《通鉴考异》记载，高祖实录：帝曰：“平薛举之初，不杀奴贼，致生叛乱，若不尽诛，必为后患。”诏胜兵者悉斩之。疑作实录者归太宗之过于高祖，今不取。然而在此事之前，李世民并没有接管过夏县，也没有在夏县受挫，而李渊却亲自负责夏县攻略很长一段时间，期间被夏县反叛，《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三年二月庚子，李渊到达华阴，此后，直到四月壬寅才返回长安。这期间，对夏县的攻略，均由李渊亲自安排，二月甲寅，“遣将军桑显和等攻吕崇茂于夏县”，李渊还亲自安排对吕崇茂的策反工作，“尉迟敬德将兵助吕崇茂守夏县，上潜遣使赦崇茂罪，拜夏州刺史，使图敬德，事泄，敬德杀之”。而根据现有常何墓志记载中，屠夏县的时候，李世民已经离开夏县返回长安，可见李世民不是屠城一事的下令者，也不是执行者，更没有行事动机，只能是李渊所为。由此也可发现司马光因主观思想中潜移默化受“风化”影响，思维中难免对李渊进行美化，却失去了客观上李渊也是政治家，冤杀开国功臣刘文静时就可见李渊行事果决狠辣，不念旧情，绝非善类，夏县屠城一事因不符合司马光对李渊的原有印象，“有伤风化”故此将屠城一事栽赃给了李世民。

《贞观政要》记载，太宗看过由房玄龄所修改的精简的《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后，对于玄武门一事有异议，要求“削去浮词，直书其事。”之后魏征赞美太宗：“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14]史书记载春秋笔法，为尊者讳，然直至今日所见史书中依旧皆知李世民是如何射杀了李建成，而不是言语含糊，李建成造反李世民平叛诸如此类，这一点都应归功于李世民对于史实记载真实的重视。

明朝的开国太祖朱元璋对于此事同样认为李世民是为了将玄武门之事告诉天下人，而绝非是掩饰。明太祖：“国史贵乎直笔，是非善恶皆当书之。昔唐太宗观史，虽失大体，然命直书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纪之事，是非善恶，汝等当明白直书，勿宜隐讳，使后世观之，不失其实也”。

明朝王夫之则认为如果李世民真的杀了自己的兄长应该和宋太宗一样隐晦这一段的记载，认为李世民要求直书其事在史书中写明亲手射死李建成一事是不知羞耻，所记载史实的确如记载所说的“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同时《唐会要》记载，贞观十七年，李世民把《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并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这两本书李世民在贞观十七年就敢公布，可想而知这两本书中的内容与事实相差不远，否则李世民也不会敢在贞观十七年就发行。

二子争储

参见：李世民、李建成

李渊晚年宠幸的嫔妃很多，生了滕王李元婴等近二十位小皇子，他们的母亲争相交结各位年长的皇子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曲意侍奉各位妃嫔，奉承献媚、贿赂、馈赠，无所不用，以求得皇帝的宠爱。也有人说他们与张婕妤、尹德妃私通乱伦，宫禁幽深神秘，此事无从证实。当时，太子东宫、各王公、妃主之家以及后宫妃嫔的亲属，在长安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而主管部门却不敢追究。世民住在承乾殿，元吉住在武德殿后院，他们的住处与皇帝寝宫、太子东宫之间日夜通行，不再有所限制。太子与秦、齐二王出入皇帝寝宫，均乘马、携带刀弓杂物，彼此相遇只按家人行礼。太子所下达的令，秦、齐二王所下达的教和皇帝的诏敕并行，有关部门不知该听哪个的命令，只有按照收到的先后为准。李世民不去讨好诸位妃嫔，所以嫔妃们很生气，争相称赞李建成、李元吉而诋毁李世民。

李世民平定盘踞在洛阳的王世充以后，高祖让贵妃等几人到洛阳挑选隋朝宫女和收取仓库里的珍宝。贵妃等人私下向李世民索要宝物并为自己的亲戚求官，李世民回答道：“宝物都已经登记在册上报朝廷了，官位应当授予贤德有才能和有功劳的人。”没有答应她们的任何要求，因此妃嫔们更加恨他。李世民因为淮安王李神通有功，拨给他几十顷田地。张婕妤的父亲通过张婕妤向高祖请求要这些田，高祖手写敕令将这些田赐给他，李神通因为秦王的教令在先，不让田。张婕妤向高祖告状道：“陛下敕赐给我父亲的田地，被秦王夺去了给了李神通。”高祖因此发怒，责备李世民说：“难道我的手敕不如你的教令吗？”

过了些天，高祖对左仆射裴寂说：“这孩子长期在外掌握军队，受书生们教唆，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儿子了。”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骄横跋扈，秦王府的官员杜如晦经过他的门前，尹阿鼠的几名家僮把杜如晦拽下马，揍了他一顿并打断了他一根手指，说道：“你是什么人，胆敢过我的门前不下马！”尹阿鼠怕世民告诉皇帝，先让尹德妃对皇帝说：“秦王的亲信欺侮我家人。”高祖又生气地责备李世民说：“我的妃嫔家都受你身边的人欺凌，何况是小老百姓！”世民反复为自己辩解，但高祖始终不相信他。

李世民每次在宫中侍奉高祖宴饮，面对诸位妃嫔，想起母亲太穆皇后死得早，没能看到高祖拥有天下，有时不免叹气流泪。高祖看到后很不高兴。各位妃嫔趁机暗中一同诋毁李世民道：“天下幸好平安无事，陛下年寿已高，只适合娱乐娱乐，而秦王总是一个人流泪，这实际上是憎恨我们，陛下作古后，我们母子必定不为秦王所容，会被杀得一个不留！”[21]因此相互对着流泪，并且说：“皇太子仁爱孝顺，陛下将我们托付给太子，必然能获得保全。”高祖也为此很伤心。从此高祖打消了改立太子的念头，对世民逐渐疏远，而对李建成、李元吉却日益亲密了。

太子中允王圭、太子洗马魏徵劝说太子道：“秦王功盖天下，内外归心；而殿下不过是因为年长才被立为太子，没有大功可以镇服天下。现在刘黑闼的兵力分散逃亡之后，剩下不足一万人，又缺乏粮食物资，如果用大军进逼，势如摧枯拉朽，殿下应当亲自去攻打以获得功劳名望，趁机结交山东的豪杰，也许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了。”太子于是向高祖请求带兵出征，高祖答应了。武德五年十一月初七甲申日（622年12月14日），高祖下诏命太子李建成带兵讨伐刘黑闼，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黄河以南、以北各州均受建成处置，他有权随机行事。

齐王李元吉劝说太子李建成趁早除去秦王世民，他说：“我自当替哥哥亲手将他杀掉！”[25]李世民随从高祖前往元吉的府第，元吉命令护军宇文宝埋伏在寝室里，准备刺杀世民。李建成生性颇为仁爱宽厚，连忙制止了他。李元吉恼怒地说：“我这是为哥哥着想，对我自己有什么好处！”

一个小甜饼

第108章 番外篇宫廷政变

第108章番外篇宫廷政变